南鐵東移案的衝突與美術史角度的再思考

avatar 2020年10月18日08:46:48南鐵東移案的衝突與美術史角度的再思考已关闭评论

近日因為臺南鐵路地下化的工程(南鐵東移),鐵道局強拆沿線最後的拒遷戶,造成警方及長期抗議的居民,以及支援民眾間的激烈衝突。就算政府在土地徵收的過程皆有法源依據,也向來難以做到雙方滿意。當房屋變成帳面及法律上可以金錢衡量的財產後,便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合法暴力,畢竟所謂「家園」,本來就沒辦法在法律上被化約、計量。

南鐵東移案的衝突與美術史角度的再思考
交通部鐵道局於10月13日凌晨發動奇襲,強制拆除沿線3戶拒遷戶。轉貼自中央社。

此次議題的正反方難以用政治色彩來區分,因為這些站在反對強拆的民眾,其意識形態可能從藍到偏綠都有。另一方面,我們可以從支持方的組成觀察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:他們可能反對亞泥礦場違法展限,認為這剝奪了原住民的土地使用權;而他們卻也反對此次南鐵地下化工程的合法徵收。然而無論違法還是合法,反強拆者都是出自所謂的土地正義(Land justice)的立場進行抗爭,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,私產受到壓迫,進行對體制的反抗並無不可。

所謂土地正義、土地權利意識的追求其來已久,早在日治時期,經過市區改正後的整齊街屋立面及區劃街道,其實就是殖民者政治權力的操作下,經由捐獻、徵收、強拆等形式造成的結果。許多反對鐵道局強拆、批判政府此次作為的文青,不也同樣傾心於日治時期的整齊美麗美學,並譏諷戰後雜亂醜陋的中華民國美學嗎?他們用以攻伐異己者的美感論述,來自他們所抵抗的政府壓迫行為,更與所謂的殖民現代性(Colonial Modernity)密不可分。

1920到30年代,臺灣人的土地權利意識及文化資產觀念開始萌芽。需要鋪設專用鐵路運送蔗糖的製糖會社,時常在收購土地的階段到處碰壁,便和總督府磋商,嘗試將此鐵路納入土地徵收法,當時也曾引發過民眾抗議跟要求修法。[1]

另一方面,隨著總督府的都市計畫,清代留存的城牆、建築時常在改正的過程中被遭到拆除,對於時常思索文化發展與保存問題的知識分子、文藝人士而言,不免覺得可惜。如留學法國習畫,曾漫步在巴黎凱旋門前的陳清汾便感嘆:[2]

每次經過北門時,我就禁不住想到,如果好好地保存臺北城的話,臺北的古色古香便能完美的呈現吧!

沒有古蹟的城市變絕對談不上品味,曾經是美麗的臺灣,一旦喪失了傳統,便成為不值得一看的臺灣了吧。

對他們而言,雖然現代化街道上的咖啡廳、畫廊是他們交際的空間,但他們的雙眼與雙腳,卻時常望向雜亂的後巷(裏町)、荒廢的城門與古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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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川欽一郎,《台北の城門》,水彩紙本,1910,私人收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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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川欽一郎,〈臺北市の今昔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1924–11–12(夕刊版1)。

先後在1907年及1924年兩度來臺的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,見證了臺灣都市的變遷與現代化歷程,原本舊城門邊的荒煙漫草,化作整齊寬大的三線道路;曲折的街道小徑被拉直成整齊成列的街屋。但大多時候,他更常遊走在大稻埕、艋舺後巷溝渠旁的老舊小徑,試圖從這些「都市的邊陲」中,尋回他記憶中的臺灣,並描繪著那些追求現代都市體驗者所鄙夷的舊屋矮巷。

在這之中,他尤其傾心臺南:[3]

我旅行最頻繁的時候是在明治末到大正初期,現在回顧起來是尚未近代化,洋溢著純粹臺灣的風貌,尤其那時的臺南看來像是奈良或者羅馬那樣的古老容顏。當時一眼望去盡是古老的美好景色,而現在走在臺灣,到處已看不見任何特色,實在令人遺憾,這也是時代潮流令人無可奈何,不過我還看過往昔的佳景也算是很幸運的事,更培養了我的審美觀。

南鐵東移案的衝突與美術史角度的再思考
石川欽一郎,《臺南後巷》,年份不詳,水彩紙本,29.5 x 20.5cm,郡山市立美術館

石川欽一郎出生於快速西化革新的明治初年,目睹老舊的神社寺院在現代化的大旗下遭到破壞。遊歷過歐洲、中國等地,看過許多歷史古蹟的他,他透過自身的影響力,藉臺灣的報紙媒體疾呼古蹟保存的重要性:[4]

建築物年代久遠後一定會壞,結果就成了麻煩的東西,像羅馬古蹟那樣雖然已經殘破,也還是靠盡可能維護原狀好好保存的方法,這對古老城市是絕對需要的,即便是臺灣也得面對這個問題。

然而身為日本人的石川,其雙眼或許多少帶有一點異國情調(Exoticism)的朦朧視角。但到了30年代後期乃至40年代,由於都市人口的增長,本地的文藝人士親身面對都市化的加劇,開始以更細緻的目光以及深入的踏查,關注著被都會居民們忽視而過、視為醜陋風景的後巷「邊陲」。例如這段由黃得時發表在1942年的散文:[5]

一踏進永樂町(迪化街)的裏側,尤其是港仔溝邊的話,昔日的痕跡尚可清清楚楚地看見,大街的明亮與華麗消失了,裏街獨特的陰翳遮蔽了平凡處。坍塌的磚牆、長滿苔蘚的石欄杆、衝鼻的下水道氣味、穿著貼身襯衣的女子、狗的遠吠聲…等,在柔和的冬陽中充滿太古般的寂靜,宛如人生的廢墟。但是這個人生的廢墟,對於被近代文明的眼花撩亂奪去魂魄的都會生活者而言,實在是獨一無二的休憩場。

南鐵東移案的衝突與美術史角度的再思考

值得一提的是,幫黃得時繪製配圖的郭雪湖,便生長在大稻埕迪化街的巷弄內。這些文藝青年選擇與「都市的邊陲」共處,積極地思考如何與城市永續共存、生活的方式。另一方面,早在1918年,同樣面對著都市膨脹問題的芬蘭城市規劃師埃列爾.薩里寧(Eliel Saarinen)就曾提出所謂的「有機疏散理論」(Theory of Organic Decentralization),將城市比擬為不斷成長、繁殖的生物。

石川欽一郎、陳清汾、黃得時,甚至是薩里寧,都活在都市人口膨脹、建設擴張的時代,今日南鐵東移所面對過的事情,百年前的他們也曾經歷過。我們都受益於都市化帶來的方便,但邊陲卻時常在都市膨脹、成長的過程中受到傷害,從而引發衝突。正因為都市是我們共存的空間,無論是安身立命的容身之處,抑或是現代化帶來的便捷交通建設都缺一不可,因此如何在兩者將取得共識及妥協,並且尊重任何一方的利益與需求,才是生活在都市的我們所要認真考慮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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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世璠師事石川欽一郎及其學生李澤藩、李石樵等,這幅完成於1941年戰爭期間的《後街》,與當時畫壇流行描繪戰爭、建設等主題的「時局色」不同,轉而描繪生活周遭尋常的民宅巷弄。鄭世璠,《後巷》,64.3 × 79.7cm,油彩畫布,臺北市立美術館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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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:

[1]:張乃文,《日本時代臺灣的土地徵收》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,2014)。

[2]:陳清汾,〈巴里管見(五) 藝術家の巢 モンバルナス — 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1931–12–29(版6)。翻譯參照顏娟英譯著,《風景心境: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(上)》(臺北:雄獅,2001),頁152。

[3]:石川欽一郎,〈台灣風光の回想〉,《臺灣時報》,1935–6,頁54。翻譯參照顏娟英譯著,《風景心境: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(上)》,頁55。

[4]:石川欽一郎,〈台灣風光の回想〉,頁54–55。翻譯參照顏娟英譯著,《風景心境: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(上)》,頁55。

[5]:黃得時文、郭雪湖繪,〈裏通りの格風〉,《臺灣公論》第7卷(臺北,1942–12),無頁碼。翻譯參照邱函妮,《街道上的寫生者 — 日治時期的台北圖像與城市空間》,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,2000,頁119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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